[法學] 解釋（Interpretation）與建構（Construction）

法理學辭典 063：解釋（Interpretation）與建構（Construction）
導論
毎位法學生都知道，法律文本與其欲解決特定案件的關係非常複雜。什麼是文本（text）？這些意義是如何轉換成法律原則的？在特定案件中又是如何適用這些法律原則？一個梳理這個過程的方法，即要會區分「解釋」與「建構」，此二者的定義如下：
•解釋：了解法律文本的文字意義（或語意內容）的活動。
•建構：決定法律文本的法律效力（或法律內容）的活動。
這些定義聽來很技術性，但希望讀者對其能有初步的認識。文本的意義先要能解釋，然後再建構法律規則，而能將文本於具體事實情形中予以適用。
法院和法理學者會在不同的法律語境下運用解釋與建構區別，包括契約法和憲法。例如，在契約法方面，愛荷華州最高法院（Iowa Supreme Court）指出，「解釋是有關澄清契約的文字意義，建構則是決定其法律效力。」見Fashion Fabrics of Iowa v. Retail Investment Corporation案（266 N.W. 2d 25, Iowa 1978）。
本文向法理學一年級法學生，簡單的介紹解釋與建構區分。
一些背景概念
進入解釋與建構區分前，有必要了解一些背景概念和觀念的意義。先從「意義」這個概念開始。
意義：如何定義「意義」？這問題（聽起來或許有點陳腐氣）非常重要，如果在運用這個棘手文字時能更加注意，可以避免許多的混淆。試著看以下「意義」的解釋：
語言意義（Linguistic meaning）：「意義」起初是用來表達像「這個字的意義是什麼？」或「他的用意何在？」從這角度來說，所謂憲法或法律條文的意義，就是在了解其語意內容。
目的意義（Teleological meaning）：「意義」還有其他涵義。當問到某一項法令的意義時，可能是問為何實施這項法令？當有人說到，「國會通過這項法令的用意是在圖利建設產業」，並不是問這項法令的語意內容，而是指出這項法令的目的或目的意義。
適用意義（Applicative meaning）：律師們有時會用到第三種「意義」，即法律文本對特定案件的意含。「憲法第二修正案對我的當事人有何意義？」這個問題不是問這條法律的語義內容或目的，而是其適用的方法。
暫時回到解釋與建構區分。解釋是語言上的意義。
模糊（Vagueness）與含糊（Ambiguity）：解釋與建構區分和模糊與含糊區分密切相關。
法理學辭典有篇文章介紹過模糊性與含糊性，這裡只簡短的說明其區別。當文字、片語、句子或子句有一個以上的含意時，即屬模糊（ambiguous），例如「cool」就是一個模糊的文字，其含意有：（a）漂亮，（b）低溫或（c）性格。當一個文字或片語需要做界線劃分時，則屬模糊（vague），例如「高」就是一個模糊的文字，因為沒有一條明確的界線可以區分出哪些人是高的哪些人不是。相同的文字，在某個意義上可能同時出現模糊與含糊的情形，「cool」是個含糊的文字，而「cool」的毎個意思都是模糊的，
法律文本有時是模糊的，有時是含糊的，有時又兼有模糊與含糊，有時又不模糊也不含糊。例如，美國憲法有關各州兩名參議員的規定，既不模糊也不含糊，在文本上，「兩名」和「參議員」都不含糊，「參議員」是總稱，「兩名」也不模糊。但是憲法其他許多條文都很含糊：「言論自由」（freedom of speech）的「侵權」（infringement）如何認定？
解釋解決了含糊性問題，而建構則創造出輔助規則以解決模糊性問題。其原因在於：
解釋解決含糊性問題，因為在含糊的文本語義中存在著語言意義。例如，美國憲法第一條「境內暴力」（domestic violence）這語句，意指「配偶間互相傷害」還是「暴動、叛亂或起義」？在文本中，「境內暴力」的語言意義很清楚的是指後者而非前者。
建構解決模糊性問題，因為解釋不能解決這問題。當一個文字或片語的語義模糊時，解釋也盡力完成其本分工作，這時候需要建構來劃清界線（使模糊的條文更明確）或進行判斷（允許逐案解決模糊性問題）。
在澄清的過程中有一點需要注意，雖然解釋解決了含糊性問題，建構解決了模糊性問題，但是解釋與建構都是一種過程。當認定語言意義模糊時，就要決定其語言意義。一定含糊文本經解釋而獲得澄清後，仍需要用建構（賦予文本法律效力）將其適用在特定案件中。解釋與建構是法律實踐中的兩個片段（或階段）。
解釋與建構區分有何用處？
解釋與建構區分是否真有必要？其有何用處？這種區分是否反映出在不同的法律實踐型態中，其真實與基本的差異？
思考這些問題的一種方法，就是設想當沒有解釋與建構區分時會是什麼樣的情景。如果將所有活動都稱為「解釋」而不承認建構，將會如何？當然，可以在解釋的概念裡創造出其區別，可以設想出二階段解釋法，第一階段對應於解釋的狹義觀念，第二階段則對應於建構。如採取這種做法，只是用不同標籤指稱相同的概念。
若不區分法律文本的語言意義和法律效力，可以進行一種思想實驗。事實上，法官和法理學者已經在進行這些工作了（所以這也不是真正的「思想實驗」）。例如，范沃斯（Allan Farnsworth）曾寫到，「法院經常以『建構』作為『解釋』，忽視解釋與建構區分，其目的在掩飾法院對私人協議的控制程度。」如果法院刻意忽視其區分以掩飾其角色，法理學家即可運用解釋與建構區分揭露出真相。（有篇法理學辭典文章就是介紹「透明性transparency」）
然而，有時候法院不自知的同時運用解釋與建構。亦即，法院可能不知道其在探查法律文件的語義，以及創造或適用輔助規則將語義內容轉換為法律內容，這之間存在著區別。當法院（或法理學者）在這方面發生混淆時，對其推理出現混淆或不一致情形，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了。一方面，他們可能在語言事實中努力試著做建構活動，另一方面，他們也可能因政策考慮而對文本的真正語言意義驟下結論。（為了自己私慾而替既存事實辯護所犯下的極嚴重錯誤。）當這種現象發生時，解釋與建構區分可使法理學者介入並重構合理的論證（或者無法重構合理論證時，即曝露出其錯誤。）
所以說解釋與建構區分既是真實也是重要的？當然這不僅是特定用語的重要性，且其區分的實質意義也是法理學者不得不為之。法律文本與法律條文內容的語言意義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。
解釋與建構區分和新原旨主義（New Originalism）
解釋與建構區分在「新原旨主義」內容爭論上的應用特別重要。或許「新原旨主義」是新在其接受了解釋與建構區分，（在惠廷頓Keith Whittington和巴奈特Randy Barnett的作品中特別明顯）。「舊原旨主義」（Old Originalism）專注於作為憲法解釋理論的制憲者或憲法批准者的初始意旨，舊原旨主義者似乎認為，制憲者的初始意旨完全決定憲法文本正確的轉換成法律條文：亦即由解釋完成所有的活動。新原旨主義者則否認這種想法，他們認為憲法的語言意義為其初始公共意義，但也承認如果憲法語義內容很模糊時，初始公共意義的用處就有限了，亦即一旦解釋派不上用場時，建構就要開始介入。
因此，解釋與建構區分，使原旨主義得以和現時憲政主義（living constitutionalism）進行部分的調和：當憲法語言意義不能決定結果時，即可運用建構方式。巴爾金（Jack Balkin）的觀點，即將初使意義和現時憲政主義視為一致的「共存主義」（compatibilism）。
這也指出了一種可能性：亦即，持續的訴諸於超越文本初始公共意義的「初始意旨」或「初始預期適用」，其實際是在進行初始意義模糊議題的建構。有些反對共存主義的原旨主義者，其實是認為現時憲政主義者的建構與原旨主義者的建構，二者並不一致。
這只是行為的解釋與建構例子之一而已。在其他的原則語境中，包括契約法、信託和遺囑，以及法定解釋與建構的理論中，都有存在許多相關例子。
結論
一旦知道了解釋與建構區別，就會注意到其普遍性與隱密性的特質。之所以普遍，因為法律的理論和實踐幾乎都是法律文本於特定案件中的適用；之所以隱密，因為理論學者、法官和律師們都不能觀察到此區別，因而受騙或混淆。如能將此區別牢記在心，對法律的思考變得更清楚與透明，也掌握了理解或批評他人作品的強有力的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