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条
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，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，通过协商一致行使；不能协商一致，又无正当理由的，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，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。
一般认为，合作作品的使用，可由合作作者按《条例》第9条规定，只要最後能将所得收益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，可以先行使用。
但第9条规定的使用，有其适用顺序。亦即，先协商，协商不成时，方能单独使用，并合理分配所得收益。
此协商程序，属必经程序而不能略过。其理由为：
1.如能略过协商程序而直接使用合作作品，则第9条有关协商规定，即属冗文，毫无适用馀地。
2.如有合作作者未经与其他合作作者进行协商，其他合作作者，应当可以按第9条规定，阻止该合作作者之使用或主张其著作权受侵害。
所以，有关合作作品之使用，协商结果，即属事後主张之重要证据，不能掉以轻心。
第14条
"当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，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，依其约定；没有约定的，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，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，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。"
（一）
"特定人物"和"自传体作品"，都是范围广泛的概念。在一般语言使用上，没什麽太大问题。但作为一个普遍性规范，若不明确定义清楚，适用上就很可能发生疑义。
本条所指"特定人物"，可能指当事人的一方，也可能指其他第三人。如果是指第三人，则後面"...没有约定的，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..."的规定，就有问题了。
例如，如果甲乙双方合意就乾隆皇帝，写本"自传体作品"，如果著作权要归属於乾隆皇帝，就是很荒谬的情形。
因此，这条规定的"特定人物"，很可能就是指当事人的一方。所以"特定人物"的概念范围，就应当限缩至指称当事人一方。例如，用"当事人一方"或"一方当事人"，就比"特定人物"，更符合立法原旨。
而且用"当事人一方"或"一方当事人"时，对应後面的"自传体作品"，也不会出现问题。如按原文"特定人物"，"自传体作品"也很容易产生疑义。
因为没有"自传体作品"定义，因此无法判断其与"自传作品"有何区别。按立法原意，"自传体作品"似乎不同於"自传作品"。但这个不同，是指哪方面的不同？互斥？包容？还是重叠？
按立法原旨，"自传体作品"和"自传作品"应属互斥关系。因为，二者如有重叠或包容，語意上就完全違反了邏輯三大定律，因为无法解释為何原本应当且只能由当事人亲自写作的"自传作品"，怎麽會出現由"特定人物"為之？
所以，為避免疑义：
1. 將"特定人物"，更正为"当事人一方"或"一方当事人"，可能更符合立法原旨或政策目的。或者，
2. 明确定义"自传体作品"的意义与概念范围。
（二）
一般共识，《解释》第14条更改了《著作权法》第17条"委托作品"的规定。
第17条
"受委托创作的作品，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。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，著作权属于受托人。"
第17条系兼采创作人主义和当事人合意，以确定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。
或许最高法有其特殊的政策考虑，但是《解释》第14条更改了著作权法最基本的"创作人主义"原则，却不是一个高明的作法。
《著作权法》第17条，含有两个原则：一个是著作权的"创作人主义"，一个是合同的"当事人合意"原则。最高法原本可以灵活运用"当事人合意"这个概念，以保护《解释》第14条所要保护的对象。但是却舍此途径，反而改动著作权的"创作人主义"。
这个举措，实在令人费解。
